让皇帝开心，让邻国获益，唐朝是怎么做的？

教科书上常以“万国来朝、四夷臣服”来描述唐朝尤其是盛唐时与四邻国家的关系，然而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教授王贞平所著的《多极亚洲中的唐朝》一书中，对唐朝在亚洲所处的“霸主”地位和“朝贡体制论”，却有着不同叙述——在隋唐时代，亚洲国际关系的特点并不是唐王朝的霸权，而是多样性和不稳定性。

20多年前，王贞平拿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系博士学位后，开始构思一部讨论唐代对外关系的著作。

在15年的学术研究和写作中，他发现，唐朝所提出的“朝贡体制论”，带着“中国中心论”的色彩，怀有一统天下的政治抱负。在研究日文原始材料时，他逐渐发现，日本历代朝廷利用“朝贡”的官方交往渠道，借鉴和吸收中国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文化。汉唐时期的中日关系中，并非中国一家独大。这种情况，在中国当时的四邻国家中很普遍。

“自620到750年间，唐王朝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军事力量强大，与四邻的关系常处于优势。亚洲其他国家对朝贡制度始终三心二意，即便在唐王朝的鼎盛时期，唐廷也无法完全控制它们。”在这部野心勃勃的著作中，王贞平强调，唐廷和四邻国家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都需要与对方建立积极关系，双方秉持的都是实用主义原则。这并非“零和”关系，而是一种复杂的、相互依存的关系。

在将近290年的统治时期里，唐与高句丽、新罗、百济、渤海国、突厥、回鹘、吐蕃及南诏的关系可谓跌宕起伏，经历了从和平共处到公开交战的复杂变化。王贞平认为，在那个时期，没有哪个国家永远独霸天下，他将这种不断变化、难以预测的关系解读为“多极”，即数个国家为增强各自实力而相互竞争的国际环境。“多极”也成了当时亚洲权力关系的显著特征。

从隋唐五代开始，中国的外交活动就堪称频繁，到访唐朝的各国使节、贵族、商人、僧侣络绎不绝，各国也派留学生到长安学习。据《旧唐书》记载，在贞观时期，国子监六学学生共有八千余人，其中外国留学生就接近五千人，尤以日本留学生最多。

王贞平认为，唐朝时代的四邻国家，大多是没有文字、社会组织松散的游牧民族，随着与唐朝的接触密切，这些国家不断学习吸收唐文化，发展出自身文化，取得长足进步。书中提及的日本、新罗、南诏等都是例证。

唐朝具备的独特软实力，在亚洲受众很广。唐文化对日本产生了深远的变革性影响，日本效仿唐朝建立自己的政治制度，用汉字作为书面语言，将唐朝的诸多因素植入日本文化和宗教中。

“唐朝与四邻之间，似乎并不存在无法逾越的文化隔阂。”王贞平认为，尽管一些游牧、半游牧社会的统治者、知识界、政治精英，也受唐文化影响，但这并不代表这些国家在政治上服从唐朝或支持唐的地缘政治目标。

接受第一财经专访时，《多极亚洲中的唐朝》译者、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历史学博士贾永会认为，唐朝以及官修史书将双边关系描述为“君臣”关系，“唐朝多用文明中国、野蛮外夷二分法看待四邻，认为唐朝应该受到万国来朝，并试图通过朝贡中的种种礼仪安排，扩大自身制度、文化对周边国家的影响”。

初唐时，高句丽、百济、新罗名义上是中国的属国，接受中国封号，向中国纳贡，但真实意图是在朝鲜半岛争夺霸权时赢得中国的支持。新罗在660年代成为朝鲜半岛公认的霸主之后，随即反对唐军继续驻扎在朝鲜半岛，但依然维持着与中国的外交关系。新罗利用朝贡制度多次向中国派遣使节，寻求机会加强文化联系，保持贸易往来。这些国家虽然未在言辞上对中国中心论表示异议，但对有损自身利益的唐廷指令并不言听计从。

虽然唐廷在特定时期确实与一些国家的君主、部落首领建立过实质性的“君臣”关系，但多数情况下，“君臣关系”只具有象征性意义，它维持了唐朝至高无上的假象，却掩盖了亚洲的多极本质，也掩盖了唐廷在处理对外关系中的实用多元主义。

日本在“朝贡”之外，努力构建“日本中心论”的政治理念，并试图在与朝鲜半岛国家（高句丽、百济、新罗）以及位于今东北三省的渤海国的交往中，建立一个以日本为中心的区域性国际秩序，这被日本学者称为“小帝国论”。

“唐朝与其他政权的君臣关系基本上名大于实。它们看似顺从，却常常设法操纵双边关系，设法在唐朝设定的世界秩序之外为自己保留很大的自由行动空间。向唐廷称臣纳贡实际上是它们的一种外交策略，目的是自我保护，增强自身实力和从唐朝获取经济、文化利益。”王贞平在书中写道，唐代的朝贡体系之所以能长期维持，一方面满足了唐朝皇帝“君临天下”的虚荣心，另一方面则让四邻获得实质利益。

在《多极亚洲中的唐朝》中，他试图做出历史的新解释，唐朝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并不是“对外关系即朝贡”的单一模式，而是多极、复杂、相互依存的关系。这种解读或许将重新梳理，古代中国对外关系的全景图。

在多极世界，任何国家都难以长久占据主导地位

古代亚洲的多极本质

第一财经：《多极亚洲中的唐朝》提出了“多极”的概念，在当时的亚洲，是否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充当国际事务的决定性力量？怎么看唐朝在“多极”亚洲中的位置？

贾永会：在多极世界中，权力分布呈分散状态，成员国之间的实力对比无时无刻不在变动，各成员之间的关系充满了变量，它们有时相互竞争，有时相互冲突，有时与第三方结盟，有时又各行其是，互不往来，任何一员都难于长久地占据主导地位。而且，各国不需要在实力、财富或威望上旗鼓相当，才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影响力。它们不论强弱，都会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努力创造一个对自身生存、发展有利的外部环境。

唐代中国与朝鲜各国及渤海的关系，是亚洲复杂、多极本质的最佳例证。在这些关系中，高句丽、新罗、百济及渤海君主是东北亚政治的积极参与者，不是中国主导的世界中被动的成员。他们主动接触中国，以获得对他们在国内领导地位的承认与帮助。当朝鲜及周边地区局势紧张，利益冲突激化时，他们不接受中国的地缘政治构想，而是调整、操纵与中国的关系，实行各自的对外政策。他们的活动对中国的朝鲜政策及这一地区的权力关系有决定性影响。

唐朝与吐蕃的关系则生动展示了古代亚洲的多极本质。吐蕃自从与中国建立关系以来，就视自己为中国的对等国，而不是俯首贴耳的属国。

吐蕃君主怀着扩张的野心，将势力范围延伸至昆仑山脉以北。他们在青海高原建立基地，阻断丝绸之路，威胁、击败绿洲国家，挑战唐朝在西域的权威。东土耳其斯坦和西域的多极性质，使吐蕃得以在这个广袤的地区进行领土扩张活动。吐蕃军队与这一地区其他的权力角逐者，例如回鹘、西突厥以及当地其他部落，时而彼此合作，时而相互竞争，以求建立对中国的优势。

唐廷不能左右这个地区的地缘政治走向，只能用软、硬两种实力保护自身利益。吐蕃在激烈的角逐中，取代中国成为一支最令人生畏的力量，从西、西北和西南（通过与南诏国合作）三个方向对中国施加压力。

第一财经：唐文化一直被学界视为“世界性”的，唐王朝的文化软实力当时是如何输出的，对四邻国家产生了哪些影响？

贾永会：唐朝在全盛时期拥有蔚然可观的软实力，包括成熟的体制、法律、官僚制度，以及繁荣的经济和发达的文化所带来的统治阶层的奢华生活方式。

唐廷允许在长安的外国使节接触中国文化。他们得到中国经典、文史著作的手抄本；前往国子监观摩儒学讲授；在大都会市场购物；参加国宴、新年聚会、皇帝诞辰庆典等盛大的宫廷活动。不仅外国使节，其他在华外国人也有机会体验中国博大、丰富的文化及物质生活。经唐廷批准后，朝鲜和日本的僧侣、留学生得以在中国长期停留，学习各种知识，沉浸在中国生活方式之中。外国商人则在首都、边境市场、或港口城市经商。

四邻国家在与唐朝的经济、文化往来中，大都对唐的“软实力”怀有羡慕、向往之情。一些国家、部落的上层人物热衷于借鉴中国的制度、文化，努力保持与唐廷的官方贸易往来。这些国家还效仿中国建立起自己的政治制度；采用古汉语为书面语言，为自身文化、宗教的发展增添了一抹中国影响的色彩。就连一些游牧、半游牧社会的统治阶层成员，以及对知识界、政界有影响力的团体成员，也受到唐朝软实力的影响，开始偏好中国生活方式。

强大的软实力也带来经济负担

第一财经：王贞平在书中有一个观点，文化、制度的借鉴是充满竞争的政治过程。四邻在学习唐文化的时候，也是唐廷丧失国际秩序话语垄断权之日。怎么解读唐文化影响力的变化过程？

贾永会：唐朝的影响力是邻国发展的外因，但其作用不宜夸大。它们主要是通过自身的改革、自强而发展壮大起来的。

比如唐-吐蕃和亲，文成公主的到来使佛教和唐的生活方式传入吐蕃精英阶层。他们脱下毡裘，换上丝绸长袍，不再将颜面涂红，还送子弟到唐朝学习中国典藉。但是，吐蕃的综合国力的提升，主要还是由于吐蕃强化士兵的军事战术训练，以及采取一系列税收、法令、户籍和社会等级改革措施所致。

对于唐朝来说，传播自身文化，是为了体现唐朝的软实力，扩大对邻国的政治、文化影响，希望以此影响它们的对唐政策。但这并非总能奏效，甚至还会事与愿违。

借鉴唐文化、制度只是一些国家推进国内体制构建的手段；而且一些从唐引进的观念还常常唤醒或强化了外国统治者自身的政治意识。例如，新罗历代统治者从来没有把借鉴唐朝文化，引进中国制度变为政治上服从唐朝。他们采取这些深思熟虑的行动完全出于国内自强的需要，而不是诚心诚意地加入一个由唐主宰的世界。

新罗的慈藏就是其中一例。638年，他携十余名弟子赴唐学习佛法，643年返回新罗。慈藏不仅精通中国佛法，而且同样热衷于唐朝典章制度，在仿照中国改革新罗社会风俗和朝廷官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慈藏虽热衷中国文化，却不赞成服从唐的政治意志。实际上，他非常怀疑唐对朝鲜的意图，认为唐是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敌人。

美国著名国际政治学家小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的概念，给出了“无需借助有形的威胁和回报而达到预期结果的能力”的解释。

但在书中，王贞平结合唐代对外关系，重新定义了软实力，他认为“软实力是一国利用非暴力手段，向另一国提供有形或无形报偿，以便在双边关系中得到各方均满意结果的能力”。软实力的运用需要提供有形和无形的报偿。唐廷接待外国来使时需要赏赐大量礼品，提供口粮和驿站服务，唐廷也要派出使节参加外国君主的册封仪式或葬礼。这些都耗费不赀。因此，唐朝在运用软实力时，也为自己带来不少经济负担。

第一财经：这本书的后两章，以唐朝军事外交中的“软件系统”为主，唐王朝对于军事、外交有双重管理体制，唐朝中央政府与地方官员密切合作，两者都在制定和实施政策中发挥重要作用。以今天的眼光，如何评价这种外交政策？

贾永会：唐廷与近邻、远国都保持来往，为了更好管理中国的对外关系，采用双重管理体制——中央和地方官员都参与收集情报、制定决策、实施政策。现代国际关系则以中央控制为特点，大不相同。

唐朝的对外政策是实用多元主义，面对变幻莫测的世界，积极寻找合宜的对外政策，发展出一套以“知己知彼”的对外战略。唐廷官员竭力避免前人因缺乏对外部世界了解而犯下的种种错误：以想象代替理智去看待四邻国家；认为他们不是与中国有不共戴天之仇，就是对中国的价值观不屑一顾；把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当成一出道德剧，其中只有拥护或反对中国两种角色。

唐代的对外政策很少是和平与战争、谈判与拒绝、绥靖与同化、胁迫与参与之间的二元选择，而是基于合宜的多种政策来处理多极亚洲中的各种问题。

比如，唐廷羁縻政策（历代中央王朝对少数民族地区所采取的一种民族政策）的核心思想是，与外国保持政治距离，不建立实质性关系，不做过度的政治、经济、军事承诺，其实质是互利。

这种政策不但节省开支，使周边邻居在几乎没有风险的条件下接触中国的物质文明和精英文化，使中国在对外关系中以低成本满足自身及邻国需要。这种外交关系才符合中国的最大利益。

总体而言，唐廷的对外政策是实用多元主义，而不是帝王对世界的宏大道德构想，这才能更好地应对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

《多极亚洲中的唐朝》

[加拿大]王贞平 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 ·后浪 2020年6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