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地位不升反降，跟经济、政治状况有很大关系

作为女性主义者，侯虹斌对中国社会的性别现象有深入观察和思考，写过《女性进化论》等书。她长期活跃在网络上，为反家暴、女性歧视、农村女性土地分配权等问题发声，收获了近百万微博粉丝，也受到不少攻击。

在看过《82年生的金智英》和《坡道上的家》后，侯虹斌接受了第一财经专访。

全球趋向于保守

第一财经：这两年好几本反映女性困境的书被翻译出版，如《82年生的金智英》《妻子们的思秋期》《坡道上的家》，豆瓣网友评论都是成千上万条。你觉得类似题材的书陆续出版，是纯属巧合，还是有某种社会背景？

侯虹斌：不是偶然，背后是有社会背景的。大概2006年前后开始，世界经济论坛就在做女性社会地位调查的全球比较，里面有很多指标。这几年全球趋向于保守，从女性就业率等指标来看，女性地位不升反降，所以女性想发声。

另外一个社会背景就是，最近几年东亚几个国家的女性自我意识都强大了很多，而且这种观念已经普及到民间。比如中国，这几年的网络热点事件很多都与女性有关，大家讨论女性自主成了很常见的话题。同时，还有一个反向的指标：男性或者反对女权主义的人也非常踊跃。在韩国，揭开前总统朴槿惠“闺蜜门”丑闻、掀起巨大政治抗议源头的，是梨花女子大学的女学生们，她们的集会振奋人心，此后，韩国女性又多次举行数万人、数十万人的游行，反对偷拍、性别剥削。在日本，东京医科大学等多所医科名校，数年来篡改女生入学考试成绩、将女生数量限制在较低水平的事情被曝光后，也在日本社会引起极大的震动，更多高校类似做法同时被揭露。

当然，从世界范围内来说，女性自主意识在增强也是一种潮流。只不过，中国的女性以前没意识到，这几年的表现才更为突出。

第一财经：为什么世界范围内女性地位在下降？

侯虹斌：女性地位上升或下降都不是孤立现象，跟经济情况、政治格局有很大关系。世界经过一段时间高速发展以后，都出现了很多问题，经济有衰退的迹象，社会趋向保守，随之带来女性地位下降。比如美国倒退很明显，去年很多个州都通过了反堕胎法案，让女性不能自由掌控身体。韩国很多玩弄女性的案件背后，也有财阀影子，比如著名的艺人张紫妍自杀事件，但都是因为财阀力量太大不了了之，导致女性面临的环境更加恶劣。

普通白领更引共鸣

第一财经：到现在为止，《82年生的金智英》豆瓣网友已有4万多条评论。为何这本故事情节简单，人物也很普通的小说，不仅在韩国火，还能引起中国读者这么多共鸣？

侯虹斌：其实像贾平凹等中国作家，也写过很多农村女性的艰难遭遇，但都没有引起这么多共鸣，里面原因当然很多，其中一个就是金智英这个人物太普通了，是一个普通的白领，家庭不算很差，老公也不错。但书里的每一个细节，我们在生活中都碰到过无数次。读者突然之间发现，原来大家都习以为常的事，把它写出来之后会觉得太恶心了、太难受了，包括在学校男生先吃午饭才是女生吃，各种各样的性骚扰等等，然后你才知道，原来这是不对的。很多人在里面找到了自己，意识到问题的存在，所以才引起这么大的共鸣。

第一财经：小说里有个细节让人印象很深，金智英的奶奶身为女性，对孙女照旧有性别歧视。为什么女性也会加入歧视女性的行列？

侯虹斌：歧视现象不是个人道德问题，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所谓结构性是指，在这个序列里，每个人的位置都安排得明明白白。我们的社会结构是为男人而设的，这就是为什么金智英的奶奶——包括有时候妈妈或者婆婆这种角色——会参与到歧视女性中来。她认同这种社会结构，认为男人是结构的核心，女性只是点缀、结构上的附庸，奶奶是要服务于这个核心结构上的人，包括爷爷、儿子、孙子。奶奶歧视金智英是为了提醒她，注重自己的本职工作，你的本职工作就是为这个结构主干上的人服务。同样，包括各种女性亲人对自己的女性后辈不好之类，也是这个原因。

甚至换一种角度去看，金智英的奶奶歧视孙女，其实是为了孙女好。为什么呢？她是在教她及时认清自己的位置，然后才能够心平气和地更好地融入这个结构里面。日本当代著名社会学学者上野千鹤子写过一本书，《厌女：日本的女性嫌恶》，里面就谈到一个母亲对女儿的“厌女症”，其实就是我刚才所说，时刻提醒她，你是一个附庸，必须像我一样为这个“主人”服务。

国产剧编剧有“厌女症”

第一财经：谈到这里，我想起一些热播国产剧，比如《安家》《欢乐颂》《都挺好》里，围绕重男轻女做了很多情节冲突设置。你觉得这是编剧为了提升收视率有所夸张，还是社会现实？

侯虹斌：编剧当然肯定是有一定的艺术夸张，这个问题我曾经写过文章，认为编剧是把“锅”都甩到妈妈身上，因为真实的生活中，哪怕是妈妈出面来勒索女儿，获益的是谁？是爸爸、后面的弟弟或者哥哥，比如给爸爸还赌债，给弟弟娶媳妇，给哥哥建房子……没有一个妈妈是勒索了女儿之后自己买包、旅游。通过这些现象你会发现，编剧也有“厌女症”，说这个女人很苦，背后一定有一个更坏的女人在压榨她。其实不是的，在压榨女儿之前，妈妈已经把她所有一切都奉献给男人，自己被压榨得干干净净了，她只是想再去想办法为男人从自己的女儿身上挖东西，真正的罪魁祸首是男性。

第一财经：金智英在成长过程中，每当她遭遇性别不公时，都是同学、上班族姐姐、学姐、金组长等女性站出来。为什么只能女性帮助女性，男性能做些什么？

侯虹斌：主要是很多男性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加害者，比如随便拍一下你的肩膀，说几句黄色笑话，没意识到这个是性骚扰。相信经过这几年“me too”的影响，他们会提高自己的意识。但这样的人其实还是有限的，因为一直以来社会都是男权社会，男性得到了很多自由和好处，是否性骚扰、强奸，以前也是男性来定义的。现在他们发现，女性也可以定义，女性不乐意就是强奸或者性骚扰，这时他们的利益显然是受损了。女性得到的权力越多，他们的特权就越少，所以很多男性是不乐意帮助女性的，不去打击已经算不错了。

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深夜一个人在外面走，女性之间都知道会很害怕。我有个男性朋友一度不理解，因为他经常晚上12点钟下班回家，就要走过一段十多分钟的路，觉得没什么。但有一天他忽然想明白了，说终于理解到有些女同事为什么不敢凌晨走这段路，一定要打车。所以这种感觉是需要很主动地、站在女性角度来想的。

第一财经：《妻子们的思秋期》的作者是男性，日本著名记者斋藤茂男，他在前言里说，刚开始不理解那些看似优渥的全职女性的精神苦闷，采访做完才理解了。

侯虹斌：这个问题实际涉及两个层面。一个是社会的，就是我前面说的社会结构层面，社会各方各面一起来改进一些法律、制度；另外，是个人的自我苏醒和个人的自我觉悟，两方面都不可偏颇。

疫情恐影响女性权益

第一财经：随着二孩政策开放，中国全职妈妈比重也在上升。《82年生的金智英》《坡道上的家》两本小说里写的全职女性困境，是否也会在中国出现？除此之外，中国全职女性是否还会有新困难？

侯虹斌：其实韩国和日本，尤其是日本对家庭主妇的经济地位是基本保障的，而且日本的女性出去工作收入很低，权衡利弊之下很多人选择做全职主妇。但哪怕是这样，也是消磨女性的意志，因为一个社会的话语权，一定是由占据了更高职位和岗位的性别来决定的。就像美国也有很多全职女性，一些女权学者就很担忧，给全职女性的这些社会福利，其实就像温水煮青蛙，是把她们困在家庭里面了，对女性的职业成长非常不利，所以美国的女性地位在西方国家里是偏低的。

具体到中国，随着二孩增加，以及整个经济环境下行，生育之后辞职做全职主妇的女性越来越多，这其实是女性地位不断下滑的表现。中国全职女性的情况肯定就要比日本韩国差，因为没有任何福利保障。

第一财经：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未来世界经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肯定都不容乐观，像这种情况下，你觉得对女性地位或者权益是否会有影响？

侯虹斌：肯定会有影响。两方面，第一家暴率会大幅度上升，而且女性还没地方逃离施暴者，这方面已经有数据了，法国的家暴热线电话，在实施封禁管理后增加了36%；另外，疫情之下离婚的难度也增加。第二个影响更严重，相当一段时间内整个世界经济都会萧条，大量人口失业，女性的工作岗位可能就会萎缩。女性要是在这段时间生孩子休产假，影响尤其大。

第一财经：那我们该切实做点什么，才能真正帮助女性解决些困难？

侯虹斌：我觉得推动女性地位提升，最直观的一点就是多一些女性进入核心岗位，比如公检法机构，以及职场高层。假设一个机构里有10个男性领导1个女性领导，这个女性其实很难发挥作用，甚至她的观念是跟男性同化的，比如她可能会参与打压女性，因为她必须跟上领导团队的价值观才能留在那里。但是如果一个团队里，有5个男性4个女性，女性的个体价值观就能凸显，并在社会中占据主流位置，这时女性在就业、财产保护、社会福利上的权益才能真正得到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