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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守英:应高度重视疫情引发的农民问题

2020-04-09 13:12:26来源:第一财经

疫情提供了反思城乡发展模式的机会

一段时间以来,农民问题似乎可以忽略了,但是,跟这次疫情关联度最大的群体还是农民,当然也包括乡村问题。

这次的新冠肺炎疫情,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重大外生冲击,冲击发生以后,实际上给我们提供了观察和看清发展模式、体制、治理上一些重大问题的最好机会。我在疫情暴发以来一直在反思我们的城乡发展模式,包括城市化模式和乡村的发展模式。

我们过去一直以为,只要大量农民工可以去沿海地区打工,能就业,能有工资收入,有钱带着回老家就可以了。这一套城乡模式是候鸟式的。这次疫情冲击的中心,湖北的农民就业去处主要在哪里?在珠三角、长三角。中西部地区农民的就业机会也是在沿海、各省省会。农民的就业、收入、生活来源,和他作为归宿的乡村是完全隔离的。在常规年份,农民主要在沿海讨生活,一年忙到头以后,春节回去过几天,年复一年地雁南飞。这次外生冲击来了以后,封城、隔离把这条路给阻断了。两者分离在常规年份问题不显,当疫情来了以后,封城封省结果就是把农民就业的机会堵住了,把原来流入地区的劳动力堵住了。

在我看来,背后实质是城乡关系问题,最后农民的归宿还是回到乡村,城市一直不让他们落户,没有解决他们基本的居住问题、公共服务的提供问题、在城市权利的问题,这是城乡关系里面最值得反思的一件事。我们一直把它当成一个低成本的城市化方式,从这次冲击反映出,这种模式的成本是不低的。

我们已经固化了的城乡关系,就是乡村为城市服务,乡村提供低工资的劳动成本,来满足城市和沿海地区的发展。现在来看,一旦受到外生冲击,这一套发展模式的代价是非常巨大的。农民进城打工,最后农村留下来两个问题:儿童问题和老年人问题,这种候鸟式的发展模式,将农民在城市的权利忽略,不给他们应有的城市权利和公共服务,事实上从农民来看,他们这次付出的代价显化了。从城市和沿海地区来看,如果这些人都能够顺利落在城市,沿海地区的复工就不会付出那么大的代价,农民也不会被隔绝在没有工作机会的地方,如果他的就业、居住和生活之所是统一的,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所以这次疫情的最大教训是,我们一定要认真反思疫情冲击暴露出的已有体制问题。

疫情打击最大的群体是农民

我们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启动了战疫体制,就是举国体制加战时体制。这种高度集中统一、全国一盘棋的模式,打疫情仗是有效的。但是,一个国家的经济活动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各方面是相互联系的。疫情冲击以后,带来一个最难解决的问题是,当这场仗从战疫到经济恢复时,我们怎样从战疫体制回到常规体制,这也是需要认真破题的。我们的战时体制高度行政化、高度有效,但是接下来,我们发现很不容易回去,它与经济活动相互之间的高度关联有冲突。

再回到常规体制进程中,最难的是经济关联不恢复,农民工问题最大。目前我们很多人在讲疫情的影响,最忽略的是农民这个群体。往往一次重大疫情冲击当下及之后,经济联系不畅通,受影响最重的是弱者。我们现在需要有一个充分评估,这次疫情冲击到底影响了谁,想清这个事以后,再考虑我们的救济方式。这次疫情造成的经济中断对谁打击最大?实际上是农民工群体。

第一,这一次直接受影响的产业对农民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服务业、旅馆业、餐饮业,包括农村为城市服务的产业,都是直接跟农民就业相关的。直接对农民高密度就业的产业受到的冲击是最大的。

第二,制造业受这次疫情影响以后,会加速数字化和智能化。沿海地区的制造业,跟前些年的差别在哪儿?是劳工短缺。这次受到重大冲击以后,他们根本捞不到人,订单和劳工不到位对制造企业的冲击与常规短缺不可同日而语。一些企业想,与其这样,还不如加速数字化转型。这会加快数字活动对原来劳动密集型经济活动的替代。

第三是全球产业链的中断。之前担心中国的产业链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体系里被切断,影响我们的产业链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跨国公司把产业移到其他没有疫情的地方去。但是现在看来,这一次产业链的影响是全球化的,那些国家也开始采取战疫体制,实行封城封国,整个经济活动开始停摆,这种停摆实际上对我们产业的影响,已经从我们作为疫情重灾区时西方跟我们断,变成了他们经济活动停掉后对我们产业链的影响。我们原来的产业链又高度依赖发达国家,美欧经济体疫情的加重,又会加深跟我们产业链的断裂程度,加重我们失业的严重程度,其中最大的群体是农民工。

第四是乡村的产业。近几年乡村振兴发生了一个非常重大的变化。整个乡村的经济活动复杂化程度提高,原来主要是以提供粮食为主,乡村振兴以后,最大的变化是乡村产业的多样化、专业化、特色化。此外乡村产业和经济活动与城市紧密程度提高。这次疫情把农村正在复杂化的产业经济活动链条,以及乡村产业跟城市紧密的经济活动链条切断了。

现在很多政策忙于经济刺激,但是企业才是经济活动的主体,就业才是疫情冲击最大的主战场。一场重大疫情后,救助体系一定是要落到人,落到弱势群体上,标准就是,看谁受外生冲击影响最大。我认为,一定不要把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当作一般的外生冲击,简单采用刺激政策。我们所有的救助方式一定要落到最需要的群体上。在我看来,这一次受打击最大的是农民这个群体。最后要落到所有的相关产业对就业的影响上,产业的重头要落到这些农民的头上,如果不解决农民的生计问题,对整个社会的秩序影响是非常之大的。

湖北农民工和第一产业保护要放到重点位置

疫情冲击下,怎么救湖北?这个事一定不要以为,疫情已经压下去了,湖北你就自救吧!那么大的灾难,靠湖北自身是恢复不过来的。湖北经济的事也是全国的事。湖北是中国农民工输出最大的省份之一。湖北的淡水,家禽养殖、磷矿、化肥等行业在全国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湖北淡水产业连续23年居全国第一,出口欧美的小龙虾,1/3来自湖北,湖北又是全国家禽第六大产区,鸡蛋产量占全国产量的5%,磷矿占全国总产量的比例接近50%,另外像农用化肥这些产量占全国的比重都在10%左右。所以维持湖北这些农字头产业,对国计民生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比淡水产品的供给,不仅仅是稳定湖北本身,对稳定整个农业和轻工业生产也是极其重要的。一旦湖北这些行业的贡献急剧下降,对整个国计民生也会带来更大影响。

我的建议是,对湖北跟农民相关的局势要高度关注。一个是农民工,湖北的农民工是全国农民工的输出大省。现在疫情冲击以后,各省防湖北农民工,就跟防病毒一样,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现在各省应该尽快出台反歧视湖北农民工的做法,地方要高度重视这些从疫区来的人的就业问题。湖北的这些农民工,往常一般大年初三就出去了,这次基本上是关了快两个月的时间,他的收入机会本身就减少了,又再加上出省以后面临歧视问题,这些人有可能会成为疫情以后最大的失业群体。这个群体如果出现问题了,对整个社会的稳定都会产生影响。所以要出台专门的政策针对湖北农民工的就业反歧视、就业机会的保障,甚至包括他们的失业救济金补贴。

第二是湖北相关农业的产业保护,这对保证全国的民生、农产品的供给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对湖北整个乡村的产业,淡水、家禽养殖、农化企业需要有专门的救济和保护政策,保证这些产业不出问题。

必须改变思维,真正让农民工在城市落地

再往远一点看,很多人都在谈经济刺激的办法,但是我觉得与其采取一些短期经济刺激的办法,还不如找新的经济发展机会去发力。

第一,这次疫情以后,我们要思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未来的农民到底往哪儿放的问题。一定要加快解决农民工在城市的落地和城市权利问题,不能再让农民家庭成员之间分离,农民的职住生活分离。另外,他们基本的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和教育权利仍继续游离在整个城市化进程和体制之外,这是要补的最大短板。要反对的一种主张是,把农民返回去,让他回去种粮食种地。一定要改变原来农民候鸟式、两栖化的模式。这个政策如果得到调整,中国的城乡关系就会得到重大改变。农民最恐惧的一件事就是家庭成员分离。封城以后,你在这儿,我在那儿,跟我们现在的留学生是一样的。要把原来农民工只是在城市找就业机会的观念改正,真正让他们举家在城市落地,解决他们孩子的教育问题,解决公共服务提供问题,解决他的职住和家庭问题。

第二,要给乡村发展机会。在城市化进程中,我们还有广大的乡村空间。乡村空间可以提高人的生活质量,可以解决人的就业和生活的平衡。但是,乡村产业没有发展的空间,乡村没有土地的权力,乡村产业被极其窄化,这导致乡村衰败。现在人唯一的去处就是到城市去,到城市去只是就业,也不能在城市落下来。

乡村振兴要打通要素在城乡间的流动限制

疫情过后,乡村振兴还有机会。乡村振兴的目的是实现城乡两个空间更平衡发展,提高城里人和乡下人的生活质量。要给乡村更多的发展空间。比如乡村的产业如何多样化、复杂化,提高乡村产业的报酬,让要素进到乡村去以后有回报,让城市跟乡村之间的产业可以形成更好地互动,要素在城乡之间更好地流动,形成城市和乡村之间相对的平衡。

我们一定要考虑乡村振兴如何实打实地推进。实打实的推进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乡村的产业一定要有回报。为什么要素只往城市,不往农村走?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乡村产业的报酬低,报酬低以后,资本、人、土地就不往农村去配置。要解决乡村产业的回报问题,就是提高乡村产业复杂度。比如说现在的农业,这些农产品的报酬就是几百块钱,如果整个农村产业复杂度提高,科技含量提高,要素组合和配置效率提高,回报率就会上升。乡村产业跟城市产业就一样具有竞争力了,资本就愿意到乡村投资。

第二,让整个要素在城乡之间打通,这样资本就会下乡,高素质的人力资本就会往乡村走,土地资源使用在乡村才有回报。城乡之间要素打通以后,乡村和城市之间的发展才能平衡。

第三,尤其要强调的就是,对乡村老人的救助。这是我们在这次疫情之后要尽快解决的。乡村现在最绝望,最痛苦,最没有希望的是谁?我们原来一直讲是留守儿童,留守儿童现在已经有所变化。现在年轻夫妇去城市,一般孩子跟着去城市,孩子回去也是在当地的县城读书。所以现在农村最困难的群体就是乡村的老人,没有人管,心理、生理、收入等都处于被忽略的状态。对乡村老人的救助,他们的归宿、基本保障,应该是我们发展的重点。

基础设施的投资位置要对,要大力发展都市圈

未来乡村振兴的战场在哪儿?将城市和乡村连接起来最主要的就是都市圈,我们不要把城市和乡村完全割裂开来,过去的城市化模式问题出在哪儿?就是城市和乡村两张皮。这次疫情以后,一定要加快都市圈发展。

都市圈的发展是连两个东西,第一是将过去农民进城又回乡的模式打破,让这些农民落在都市圈,他不一定在大城市的中心区,在都市圈里,可能是乡村,可能是城乡结合部。

第二,解决城乡产业协调,我们现在启动了很多基础设施投资,基础设施的投资是为空间格局的变化、城乡关系的重构、农民在城市落脚这些未来新发展动能去助力。现在我担心基础设施投资位置投错,如果投对了,就是为下一步的发展动能提供基础。

中国粮食供给能力有保障,要防止各种炒作导致的恐慌

说到粮食问题,首先,从数据来看,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一直是受到高度重视的。整个中国农业政策的核心是粮食安全,粮食安全既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也是农业问题。数据来看,粮食已经多年连增,包括主粮也得到重点保障,中国人的碗里一定要装中国人的粮食:水稻、小麦、玉米,从国策来讲,这些是得到政策、体制、资金的重点保障的。

第二,中国主粮对外的依存度是很低的。我们的水稻和小麦是自给的,进口的主要是大豆、油料这些东西,疫情全球化以后,即便国际采取粮食封锁的办法,中国在主粮的生产和供给上是有保障的。现在担心的是什么?担心的就是国际上主要粮食生产国采取禁止出口政策,可能会对市场上造成恐慌,这些恐慌会传导到农产品市场上,对粮价产生影响。比如大豆,主要进口来源一个是美国,一个是南美,南美疫情蔓延以后,这些国家如果控制不力,会对我们大豆的进口产生影响。

此外,非洲蝗灾非常严重,就怕这次疫情往非洲蔓延以后,非洲防疫体系很不理想。非洲老百姓的收入、身体状况都不足以应对疫情,这是我最担心的。像欧美,抗疫体制没有真正启动,实际上是在生命和经济损失之间权衡。真正启动了以后,它们是有办法的,它们的应急体制、科技、储备能力是足够的,只是愿不愿意启动的问题。非洲蔓延以后,对全球的农业打击是要进行重新评估的。

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从我们自己的保障,过去的增长或者是储备,对主粮安全的重视来讲,不会出大的问题。对整个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主要是国际传导。这个又取决于整个疫情在全球化的程度,这是我的一个基本判断,粮食安全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但是这一次的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化带来的问题不可测,很多东西要做最坏的考虑。中国最初发生疫情的时候,很多人拿来跟2003年比,我觉得是非常错误的。

粮价上涨影响失业农民和城市低收入群体

粮食价格走势取决于几个东西,一是粮食储备到底是多少,还有就是今年粮食增长。对此我是不乐观的。因为中国现在没有一套激励农民去更多种粮的体制,有多少有效的储备有待检验。加上国际变动,我对今年的粮食价格走势是不乐观的。

粮价上涨,对城市平民的基本需求会产生重大影响。城里人吃的,尽管粮食占比不高,但是不能少的。我担心整个农产品的供给如果出问题,会对整个社会秩序产生影响。尤其现在受疫情打击最重要的两个群体,一个是农民群体失业,这个群体失业不是在乡村,都是在城市。被封在老家人都是不种粮食的,这些人解封以后,第一选择是往大城市跑,他不是农产品的供给者。另外,粮价会影响CPI,所以一定要高度重视。另外就是收入比较低的城市平民,这两个群体受食品价格供给影响是很大的,他们又是社会稳定两个最重要的群体。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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