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学者圆桌|新冠疫情或让世界发展面临“失去的十年”——徐飞彪、沈晓雷、刘晓伟三人谈

恐疫情失控 法国第三次全国封城

3月31日，法国里昂警察在宵禁开始前驱散聚集的居民。

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3月31日宣布，在全国范围实施为期至少一个月的封城措施，以免新冠疫情一发不可收拾。从4月3日起，之前在巴黎大区等疫情较重地区实施的防疫限制措施将扩展至全国，具体措施包括：白天日常出行限定在住所方圆10公里以内，只有出售生活必需品的商店可以营业，每日晚7时至次日6时实施宵禁，限制跨地区旅行等。新华社/法新

▲徐飞彪，博士，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金砖国家暨G20研究中心副主任，聚焦国际金融、世界经济形势、国际经济治理等。

▲沈晓雷，中国社会科学西亚非洲研究所政治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非洲政治、民族问题研究，南非和津巴布韦国别研究。

▲刘晓伟，女，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内容提要】

●未来十年，世界经济潜在增长率将降至新低，如果全球不团结合作，不采取更有效更有力的应对举措，世界可持续发展进程将遭受巨大阻力。从这个意义来讲，世界发展或面临“失去的十年”。

●新冠疫情确实分化了世界。新冠疫情对经济全球化造成重大冲击，阻断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导致各国或各地区将会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以内生性发展为主；新冠疫情及由此采取的封禁措施等行为，加剧了国家之间尤其是大国之间的相互不信任；疫情过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将进一步拉开差距，构建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将变得更加困难。

●报告中建议抵制“疫苗国家主义”，并强调在多边规则框架内扩大疫苗制造，旨在敦促某些发达国家摒弃“疫苗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优先考虑疫苗的公平供应，扩大疫苗的可及性与可负担性。

青年学者圆桌|新冠疫情或让世界发展面临“失去的十年”

——徐飞彪、沈晓雷、刘晓伟三人谈

联合国近日发布的一份报告说，新冠疫情使全球经济经历了90年以来最严重衰退，最脆弱的社会群体受到最大影响。预计全球损失1.14亿个工作岗位，约1.2亿人陷入极端贫困。新冠疫情何以对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可持续发展造成如此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新冠大流行又怎样分化了世界？围绕上述问题，记者近日分别书面采访了三位学者——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金砖国家暨G20研究中心副主任徐飞彪，中国社会科学西亚非洲研究所政治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沈晓雷，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刘晓伟，请看他们的解读和分析。

新冠疫情给世界经济留下长期性“疤痕”，发展中脆弱国家过去一段时期内在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所取得的成果完全被新冠疫情所冲垮，几乎1/3发展中国家的人均GDP损失需要十年或更长时间来恢复

记者：联合国近日发布的一份报告说，新冠疫情或将导致全球失去10年发展成果。对这句话，该如何理解？

徐飞彪：百年一遇的新冠疫情，使全球经济产值严重下滑，世界GDP较疫情前水平降低约3.5%，需要一至两年才能逐步恢复。但这仅仅是世界经济众多损失之一，还打破世界经济原有发展轨道，加剧原有的结构性问题，给世界经济留下长期性“疤痕”。其中之一，便是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包括贫困、就业等方面。

在可持续发展方面，联合国制定的目标（SDG）是到2030年全球贫困人口降至3%左右。据世界银行统计，2001年全球生活在极端贫困人口（生活费用为每人每天1.9美元以下）约16.68亿，占总人口26.9%；十年后的2010年，该数字降至10.1亿，占比16%，年均减贫约5600万。2010年之后，因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减贫速度明显下降，每年不到四千万，而新冠疫情的突发，让全球减贫和可持续发展进程遭受重挫，失业人口增加1.14亿，绝对贫困人口新增近1.2亿。以当前全球减贫速度，仅2020年新增贫困人口就需要至少3年时间才能消化。而且，新冠疫情对不同人群的冲击不平衡，穷人和不发达国家遭受到的冲击更大更持久，导致全球贫富分化加剧。过去一年，低收入国家因新冠疫情已经负债累累，经济受创严重，而目前新冠疫情并未结束，其对世界经济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结构性损害仍在持续，低收入国家缺乏足够的财政和医疗力量进一步应对危机。未来十年，世界经济潜在增长率将降至新低，如果全球不团结合作，不采取更有效更有力的应对举措，世界可持续发展进程将遭受巨大阻力。从这个意义来讲，世界发展或面临“失去的十年”。

沈晓雷：这句话不仅是从单纯经济发展的角度，更是从消除贫困、饥饿和减少不平等等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说的。新冠疫情确实在2020年导致全球绝大多数国家出现经济衰退，但无论世界银行还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预测全球经济将在2021年出现强势反弹。然而，新冠疫情所带来的深层次的发展问题并不是经济复苏马上便可以解决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发展中脆弱国家过去一段时期内在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所取得的成果，如减贫和实现性别平等，完全被新冠疫情所冲垮，要想在疫情过后恢复之前的水平，确实需要较长时间的努力。

刘晓伟：首先，新冠疫情发生在世界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增加的大背景下，疫情爆发前，就有约一半的中低收入国家处于高风险或高债务困扰之中。疫情下，全球经济陷入深度衰退，国际贸易、投资、金融无一幸免，除中国外的几乎所有经济体陷入停滞。虽然联合国和IMF均预测了2021年的经济温和增长，但也同时强调复苏的脆弱和不平衡。

其次，大流疫将产生影响深远的“疤痕效应”。一方面，疫情再次暴露了全球经济的系统性危机，凸显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因长期脱节而普遍存在的脆弱性。另一方面，疫情危机警示的供应链安全和产业链健全问题将重塑全球工业体系布局，或将对企业和消费者的行为模式产生永久性改变。疫情的“持久疤痕”或使经济恢复更加艰难。

最后，疫情使中低收入国家的债务水平持续飙升，几乎1/3发展中国家的人均GDP损失需要十年或更长时间来恢复。失业人数激增，极端贫困人口扩大，不平等现象恶化，这将使发展中国家面临可持续发展“失去的十年”，对2030年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构成了重大威胁。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疫情过后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将进一步拉开差距，数字鸿沟或将使“分化”长期存在，全球多边治理正面临倒退

记者：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娜·穆罕默德说，新冠大流行印证了我们无视全球各国相互依存的危险。一个分化的世界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场灾难。那么，新冠疫情怎样分化了世界？

沈晓雷：从过去一年多来世界局势，尤其是大国间关系的变动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变迁来看，新冠疫情确实分化了世界。这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首先，新冠疫情对经济全球化造成重大冲击，阻断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导致各国或各地区将会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以内生性发展为主；其次，新冠疫情及由此采取的封禁措施，以及疫情暴发初期有些国家截流和争夺抗疫物资等行为，加剧了国家之间，尤其是大国之间的相互不信任，不利于后疫情时代国际关系的良好发展；第三，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程度不同且抗疫能力存在重大差异，疫情过后它们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将进一步拉开差距，构建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将变得更加困难。

刘晓伟：首先，疫情对全球化的冲击毋容置疑。一方面，疫情下全球贸易和投资锐减，逆全球化势力激增，民粹主义和孤立主义等单边思潮兴起，区域化与集团化的经济发展模式成为优先选择，全球化充满裂痕。另一方面，疫情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冲击截然不同。即便是在发展中地区，东亚和东南亚的疫后经济表现也远好过非洲、南亚、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其次，应对疫情的能力和措施扩大了国家之间本已存在的差距和不平等。发达国家凭借规模空前的经济刺激计划走上复苏轨道，而发展中国家则深陷不可持续的恶性循环。16万亿美元的刺激和恢复资金中，发展中国家只得到了不足20％。截至今年1月，38个疫苗研发成功的国家中只有9个属于发展中国家。

最后，数字鸿沟或将使“分化”长期存在。疫情下数字经济加速转型，并成为全球经济复苏发展的新引擎。发展鸿沟更深入地转化为数字鸿沟。欠发达国家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技术发展和数字规则话语权等方面的滞后将导致数字鸿沟长期存在，而由此产生的不平等或将持续扩大。

徐飞彪：面对新冠疫情，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本应承担与其国际地位相称的大国责任，为全球提供更多的全球公共产品，但2020年西方国家完美诠释了什么是“大难临头各自飞”的丑剧，不但没有没能为他国伸出援手，反而互相指责，相互拦截抗疫物资，其结果则是加剧新冠病毒的危害和全球危机。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和最先爆发疫情的国家，在自身努力抗疫的同时，还努力输出大量抗疫物资和医疗援助力量，帮助他国渡过危机，为全球抗疫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换来的却是美西方的围攻和打击。

全球多边治理正面临倒退。其主要原因：一是美西方国内日益分化，民粹主义抬头，其日益内顾，承担国际责任的意愿与能力下降；二是国际格局持续演变，美西方将打压中国等新兴力量列为国际优先议程。疫情则加剧了世界的分化。

实现“疫苗平等”是国际社会目前面临的“最大的道义考验”，报告建议旨在敦促某些发达国家摒弃“疫苗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优先考虑疫苗的公平供应，不要将新冠疫苗政治化

记者：联合国这份报告建议抵制“疫苗国家主义”，有何深意？

刘晓伟：众所周知，疫苗是经济社会恢复发展的最大利好。然而，部分发达国家在国际上大量采购和囤积疫苗，优先满足本国民众，不断上演“疫苗民族主义”。截至3月，全球已接种的5.76亿剂疫苗中76％主要流向了10个国家，其中大多数是高收入国家，而最贫困国家或许需要等到2024年之后才能获得疫苗。疫苗分配和使用的丛林法则无疑是自败之举，不仅妨害全球抗疫合作，更导致全球经济复苏放缓。报告中建议抵制“疫苗国家主义”，并强调在多边规则框架内扩大疫苗制造，旨在敦促某些发达国家摒弃“疫苗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优先考虑疫苗的公平供应，扩大疫苗的可及性与可负担性。

沈晓雷：这份报告之所以建议抵制“疫苗国家主义”，一方面在于新冠疫苗生产商主要集中在少数几个国家，且绝大多数为发达国家，由此导致疫苗很容易成为某些国家谋取私利的政治工具，如以免费或优先提供疫苗来干涉别国内政或在国际多边组织中要求为自己投票；另一方面，当前西方某些国家一直试图将新冠疫苗政治化，不但大肆攻击中国和俄罗斯等国的疫苗，而且阻止其他国家使用中国和俄罗斯的疫苗，这种从意识形态出发对待疫苗问题，实际上是有百害而无一利。事实上，在当前全球新冠疫情仍肆虐的情况下，无论哪个国家生产的新冠疫苗都应该被视为国际公共产品，只要质量合格，都应该被一视同仁地提供给那些急需疫苗的国家和地区。

徐飞彪：面对百年新冠疫情，疫苗是战略性的物资，对抗疫情、稳经济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此，以世界卫生组织（WHO）为代表的国际组织呼吁各国加强疫苗研发、生产、分配上的合作，加大多边合作和对中小国家的援助，以帮助全球更快走出疫情危机。但是，美国等少数国家出于一己之私利，不但超额囤积疫苗，垄断疫苗全球供应，阻碍疫苗的全球公平分配，而且对中国等“竞争对手”国家对外援助行动进行抹黑、限制，倒打一耙称中国搞“疫苗外交”，其“疫苗国家主义”表现得淋漓尽致。据报道，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及一些欧盟国家迄今为止所订购的新冠疫苗数量已经超过30亿剂，远超其实际所需10亿剂；与之相反，截至3月26日，中国疫苗在国内接种和国际供应双双突破一亿剂，尽显大国担当。对此，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近日表示，实现“疫苗平等”是国际社会目前面临的“最大的道义考验”。

（大众日报客户端记者 马章安 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