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百壮士在东南亚的后续故事，由这部纪录片讲出来

日前正在东方卫视播出的系列纪录片《亚太战争审判》披露了一段掩藏的历史。

1942年，“八百壮士”中的57人被日军集结在上海吴淞码头登船，在海上漂泊了四十多天后抵达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拉包尔，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修建军事工程。历经三年苦役，“八百壮士”中的57人中仅36名幸存，而“八百壮士”的身份是支撑他们活下去的最大信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澳大利亚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中，“八百壮士”留下了大量证词，当地华侨站出来为中国军人担任翻译帮助他们指证日本战犯。

这是《亚太战争审判》所讲述的鲜为人知的故事中的一个。为纪念中国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上海广播电视台纪录片中心推出八集系列纪录片《亚太战争审判》。这是全球首部全景式聚焦二战后各同盟国对日本BC（乙丙）级战犯审判的大型纪录片，讲述了日军在太平洋战场犯下的暴行，以及战后国际社会以法理精神惩治战争罪行的历史。

“七十多年前，第二次世界大战让人类文明险些面临灭亡，在那样的时刻我们携手抗战，在今天还能有什么样的鸿沟无法跨越？”《亚太战争审判》总导演陈亦楠向第一财经表示，历史与现实紧密相联，无法割裂，他们拍摄这部纪录片，是为了唤起全人类的共同记忆，让过去告诉未来，呼吁人类珍视和平，携手世界走向更好的明天。

抢救性记录

二战后，中国、苏联、美国、英国、菲律宾、法国、澳大利亚和荷兰，八个同盟国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相继成立了50多个BC级战争犯罪法庭，它们和“东京审判”一起完整地构成了同盟国在远东地区的战犯审判图景，史称“亚太战争审判”。与审判反和平罪的“东京审判”不同，亚太战争审判主要审理那些犯下普通战争罪与反人类罪的日本军官和普通士兵。

审判A级战犯的“东京审判”是人类有史以来参与国家最多、规模最大、开庭时间最长，也是留下档案文献最为浩瀚的审判，亚太战争审判时间跨度长，涉及的地理范围、人员更广，但全球范围内，相关学术研究和历史资料很少，影像资料更是罕见，这也给纪录片拍摄工作带来了巨大挑战。《亚太战争审判》的主创团队此前曾经推出过纪录片《东京审判》，陈亦楠透露，此次制作过程与《东京审判》相比难度更大，困难重重。在资料有限情况下，他们调整思路，通过实地拍摄、探访亲历者的方式还原历史真相，填补该领域的影视空白。

摄制组跨越四大洲、13个国家和地区的实地拍摄，行程九万公里，在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英国战争博物馆、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等29所世界级档案馆里挖掘了大量珍贵历史影音资料，还原二战后同盟国对日本BC级战犯的审判概貌。

除了大量的历史资料搜集与整理工作之外，摄制组先后采访了近50位国际专家学者、40多位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和后人，其中包括对多位战争亲历者的抢救性采访。如“地狱航船里斯本丸”英国唯一一名健在的幸存者101岁的丹尼斯·莫利，日本大久野岛毒气工厂唯一一名实名揭露日本制毒事实的94岁的藤本安马，主持日军南京受降工作的中国老兵107岁的韩灿如，中国河北“北疃惨案”幸存者李庆祥、李钦友等。

在深入采访和大量调研之后，摄制组意外发现多个国家的审判中都有与中国军民有关的故事，比如中国东极岛渔民营救落水英军战俘，中国衢州百姓营救杜立特行动美国飞行员等事件。“这场牵动整个太平洋的战争，国家与国家之间紧密相连，这些中国人民营救和保护同盟国军人的故事，证明了中国在二战中起到的东方主战场的积极作用。”陈亦楠说。

第二集《活着回家》导演王静雯在编导手记中讲述了其中一则故事的始末。二战期间，日军通过大量船只将盟军战俘和平民送往日本本土以及各个占领区，用以补充日本国内的劳动力，被称为“地狱航船”，其中一艘船“里斯本丸”上的英国战俘得到过中国浙江渔民的救助。

摄制组通过里斯本丸研究专家、英国退伍少校布莱恩·费恩祺，联络到了英国现在唯一健在的里斯本丸幸存者丹尼斯·莫利。布莱恩·费恩祺与导演团队沟通的信件中写道，这部纪录片的初衷和他关注里斯本丸这一事件的原因相同：“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关注二战士兵的遭遇，他们不应该被遗忘，历史不应该被遗忘。”

在查尔福德，百岁老人莫利向摄制组讲述了这段难忘经历。在船只被鱼雷击中后，日本士兵将舱门钉死，切断了战俘们唯一的逃生之路，并朝落水的英国战俘射击。不远处东极岛上的渔民也听到了巨大的爆炸声，他们纷纷划着小船来到海上。东极岛上的渔民共出动46艘渔船，65个船次，共有384名英国战俘被救起。摄制组采访到当时参与营救的舟山渔民林阿根。在纪录片播出前夕，林阿根老人去世，享年96岁。

罕见影音档案首次曝光

《亚太战争审判》首次揭秘了澳大利亚审判、苏联审判、英国审判、美国审判和中国审判中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其中，“日军父岛吃人事件”“九州大学活体解剖事件”“日本大久野岛毒气工厂”等相关影音档案都是首次在国内电视媒体上曝光。

2015年，九州大学医学院历史馆公开尘封了七十多年的秘密——活体解剖事件，引起全世界剧烈反响。但国内纪录片领域对这一历史事件的回溯尚属空白。《亚太战争审判》摄制组联络到活体解剖事件参与者鸟巢太郎的侄女熊野以素。作为亲历者的侄女，她从叔叔和婶婶那里得到了大量的一手资料，花了数十年的时间整理，写下了《九州大学活体解剖事件》一书。

通常而言，战争加害国的亲历者或者后人，往往会因种种顾虑而婉拒媒体探访。摄制组向熊野以素表达还原历史的客观态度，最终说服她接受采访。“战争对于普通人民而言都是一样的创痛，他们也需要表达的窗口。”陈亦楠向第一财经表示，纪录片拍摄并不是宣泄民族主义情绪，而是以人道主义精神，和平理性地记录。

这也是熊野以素第一次接受中国电视媒体的采访。她将自己收集的相关资料全部拿出来提供给摄制组拍摄，这些珍贵的美国横滨军事法庭的庭审记录，详细地记载了那段黑暗历史。

影像比文字更能够帮助人们抵达历史的真实，除了那些封存的历史资料的曝光。在七十多年中，纪录片展现了一代代人为留存历史留住记忆而作出的努力，他们用漫长的时间去追溯这场战争中的历史残片，将之变成自己一生的事业。比如四十年如一日寻找二战中东南亚受害者资料，祭拜当地屠杀纪念馆和死难者墓碑的日本历史学者高岛伸欣，长年关注里斯本丸事件和二战士兵遭遇的英国退伍军人布莱恩·恩祺，数十年对“泰缅死亡铁路”进行研究并建立泰缅铁路博物馆的澳大利亚人罗德·贝提……在陈亦楠看来，纪录片不但是要重拾那些忘却的历史，也是通过资料的搜寻与扩充，纠正一些曾经错误的记忆，尽可能还原真相。“尽管知道真相有时候是残酷的，但是知道真相也非常重要。”

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主任程兆奇认为，战争审判的目的是为警示后人：“如果发动战争，那一定会受到审判。”在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研究员朗·肖利看来，任何审判的作用都不是简单的报复，而是一种教育，是对过去的缅怀，“正义得以伸张是十分重要的，为了教育大众，更是为了人类的集体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