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放“两端价值” 慈善信托每笔钱都“算着花”

——专访国通信托普惠金融部总经理石宇

本报记者 张志伟 邢萌

2018年资管新规发布以来，刚性兑付、多层嵌套、通道业务及资金池等监管政策持续收紧，倒逼信托行业向本源业务转型。伴随资金信托新规临近，监管方向进一步明确，服务信托和慈善信托成为监管政策重点鼓励和引导的方向。

受疫情影响，慈善信托服务实体经济的本源特性在今年体现得淋漓尽致。最典型的是，由中国信托业协会倡议、国通信托担任受托人发起设立的“中国信托业抗击新型肺炎慈善信托”的闪亮登场。该信托由61家信托公司出资参与，财产总规模达3090万元，是今年以来成立的规模最大的抗疫慈善信托。

地处武汉的国通信托在临危受命下，是如何运作这个慈善信托的？运作效果如何？带着这些问题，《证券日报》记者专访了国通信托普惠金融部总经理石宇。

下沉社区提升慈善信托使命感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2020年，国通信托把“下沉社区”制度当作日常工作来抓。《证券日报》记者采访之时，武汉某社区里就有国通信托员工正在全脱产值班。

“下沉社区”最早源于武汉疫情最危急的2月份。由于社区人手严重不足，国通信托紧急调派员工到社区助力疫情防控，普惠金融部总经理石宇就是第一批下沉社区的人员之一。

“在社区统一管理下，基础工作就是守大门，严控人员流动。”石宇告诉记者，当时最急迫的工作是排查病例。由于社区掌握的信息相对有限，需要我们一家家上门排查家庭健康情况，每一户的实际情况都要记录下来，然后上报给社区。

在挨家挨户排查中，石宇曾与新冠肺炎患者有过近距离接触。石宇回忆称，“2月初，我们小组受命去小区挨户排查三类人员。敲开一户门后，开门的是个30多岁戴口罩的男子，家里有一股混杂着酒精和消毒水的浓烈味道。身后是他的岳母抱着一个半周岁左右的婴儿，还有他的老婆。进一步交谈后得知，男子的父亲已经感染了，有床位就去医院了；他自己也感染了，但没有床位，只能居家隔离。他不清楚自己的家人到底有没有被感染。情况紧急，当时来不及多想，我就赶紧记录下来上报社区，社区随后安排专门人来处理。”

不只是石宇，此类事情当时在武汉各大社区时有发生，这也让包括石宇在内的国通信托员工对新冠疫情的严重程度、对自己的工作使命有了更深的感悟。

正是由于这段不寻常的社区经历，使国通信托人对“中国信托业抗击新型肺炎慈善信托”成立的意义理解得更为深刻，牢记每笔钱都要“算着花”，力争最大限度地发挥这笔善款的作用。

让慈善资金更充分发挥价值

今年2月初，“中国信托业抗击新型肺炎慈善信托”在武汉应运而生。在中国信托业协会、中国信托登记有限责任公司、武汉市民政局等各方共同努力下，61家信托公司迅速响应，积极捐赠善款，该慈善信托仅用一周时间便正式成立，并完成首单投放，秉持“点对点”原则向医院前线提供急缺的专业医疗物资设备，创造了慈善信托的“火神山速度”。

“疫情前期，医院最缺的不是钱，而是物资设备。”石宇介绍称，“为了利用好这笔钱，我们就把当时湖北省所有公布的定点医院的名单列出来，然后一个一个地打电话联系，了解他们现在需求的物资，做好统计后，再匹配我们能够买到的，给急缺的医院提供物资设备。”

据介绍，除了常规的口罩、消毒液、测温枪、呼吸机等，国通信托还通过逐个联系，根据医院的需求，捐助了呼吸机、监护仪、心电图机、救护车等医疗设备。不过，最让石宇和同事张越洋印象深刻和意想不到的却是一笔数目不大却作用不小的物资——方便面。

“我们现在最缺的是吃的，医生、护士吃不上饭。”当时医院的盒饭已能跟上供应，听到这家医院传来的诉求，石宇和同事感到十分意外。在听完医院的解释后，石宇等人恍然大悟：原来医生和护士都在24小时救治病人，轮班倒。由于穿脱防护服十分麻烦，医护人员每次都不敢喝水，都是在病区工作到筋疲力尽后才下来。他们轮下来的时候可能不是饭点，这时候如果有份泡面，拿热水一泡就能吃，既方便又节省时间，能让医护人员尽早恢复体力继续工作。

“我们立即着手准备，由于超市全关了，当时方便面并不好买。”张越洋接着说，由于需求量很大，我们后来找到了方便面厂家统一中国总部。由于武汉当地没有货，统一中国直接从湖南调到武汉的工厂，大约是1400箱，由医院开车来提。

这件事对国通信托的触动很大，之后慈善信托更多考虑投向“用钱不多但作用很大”的地方，让慈善资金的价值得到更充分发挥。这也是石宇常提的“外部性”。

在石宇看来，体现慈善信托“外部性”特征最典型的例子，是捐助社工组织的一笔钱。

随着疫情逐渐被控制，复工复产成为主题，慈善信托的重点也从医疗设备转向疫后复工复产。很多武汉人在疫情中失去了亲人，受到了心理创伤，需要志愿者去给他们进行心理疏导，让他们尽快恢复正常生活。

当时的武汉，心理疏导的需求十分普遍且必要。石宇举了一个在社区值班时经常遇到的例子：“有个居民要出去买菜，但我们要测体温、登记信息，前几个礼拜他都很配合，但突然有一天他就不配合了，说不想登记就想出去，要出去找活干。当时武汉根本也找不着活干，我们怎么劝都没用。”

石宇认为，这实际就是心理焦虑的体现。一方面，在狭小空间里待久了形成的抑郁情绪；另一方面，是对生活经济方面的担忧。

后来，经武汉市民政局牵头，国通信托与武汉市社会工作联合会联合成立“国通信托·爱满江城”心理疏导社会工作服务项目，由国通定向捐助100万元用于武汉市4个专精心理疏导工作的社工组织。“慈善信托的这笔钱主要用于支付社工开支，只能算是保障其基本生活。”张越洋强调称，从实施效果看，这笔钱不多，但覆盖人群广，资金投放更精准，取得的社会效果远远大于投入。

让慈善信托两端产生价值

“目前这笔慈善信托共使用了2166万元，以后我们计划将资金用于肺炎相关的课题研究上。”石宇对记者表示，国通信托计划通过与武汉同济医院、武汉协和医院、武汉中南医院等合作，每年资助呼吸科、传染科等科室的相关重点课题。未来3-5年，国通信托希望通过设立课题专项基金来奖励相关领域的专家医生。据了解，由于在这次疫情中的突出表现，国通信托已被中国信托业协会委以牵头今年协会的慈善信托研究课题。

“目前，慈善信托更多被定位为公益性业务，而不是营利性业务，因为慈善首先是一种社会责任。”石宇表示，从业务角度而言，慈善信托与其他信托业务是相互融通的关系。慈善信托更像是维系客户、打通外部业务的桥梁，可以满足资金端、资产端的需求。它本身虽难以产生价值，但两端会产生价值。

石宇认为，“不同于大多数公司，国通信托是将慈善信托放进业务部门中。很多时候慈善信托需求是从业务端发掘，将其放进业务部门，可以及时响应客户诉求，释放慈善信托价值。”

近年来，慈善信托的发展明显提速，本年度的慈善信托数量及规模均创下新高峰。中诚信托发布的《2020年度慈善信托研究报告》显示，自《慈善法》于2016年9月1日实施以来，第四年（2019年9月1日-2020年8月31日）全国共备案215单慈善信托，财产规模达8.76亿元，远超前三年的表现。

在石宇看来，慈善信托未来市场广阔，主要基于三大优势：一是实现慈善财产保值增值。信托公司在资产配置、投资管理领域具有优势。二是有效实现财产安全隔离。信托财产是独立于委托人、受托人和受益人的固有财产，能确保慈善信托长期稳定。三是管理运作规范、公开、透明，保证慈善信托运行和支出符合慈善目的以及委托人意愿。